近年來，國際間對於二次大戰後東亞各國的當代藝術，興起了一股重探歷史的趨勢。過去被視為藝術典範的現代主義，在1960年代前後受到新興藝術的挑戰，如何在現代主義的受容中，展開當代藝術的實驗，此一典範轉移過程在東亞各國各有不同的歷史脈絡，其中，「檔案」可被視為此一趨向的核心議題。

將本地藝術風格視為西方現代主義在異國樣本的模式，已逐漸被擺脫西方中心主義視角的學界所捨棄，復以多重現代性（mulitiple modernities）或另類現代性的框架來檢視東亞各國藝術的特異性（singularity）。從這些極具特異性的表現出發，當代藝術不僅止於西方觀念或流派在本地的襲仿，反而是可從某些關鍵的一手檔案，反思歷史上本地與東亞各國之間共享的當代性課題，諸如：後殖民情境下的藝術主體性、冷戰格局下的文化抵抗（cultural rebelion）連帶、歷史前衛與左翼運動在二戰前後的變異、新前衛與當代策展空間的實驗等議題。

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東亞各國政府、美術館或私人機構近期也紛紛成立藝術檔案庫，推動本國與亞洲各國基礎文獻與視聽資料的建置、譯介與策展。藝術檔案將過去靜態的史料概念，推升到另一個新的動態轉向；檔案的概念，將文獻／文書（document）與藝術作品之間的界線模糊化，同時涵涉了圖錄、公文書、邀請卡、書信、手稿、日記、筆記、素描、速寫、草圖、模型、照片、聲音、影像等。這不僅是學科內部批判視覺性與擴充研究材料與的視覺轉向（visual turn），更是重新翻轉檔案建置、應用與觀念的慣習。拜數位科技與網際網路之賜，資料庫的開放應用，確實使當代藝術家與策展人更容易掌握視聽檔案，然而，檔案史料的建置是否等於數位化？資料庫的儲存與應用，是否就只在於網路或雲端？我們該如何面對諸種藝術生命的新媒介與載體？如何在檔案的重置與策展行動中，處理媒介與載體的擴張移動？在全球藝術史與檔案治理的系譜與其外邊，又該如何考掘跨國抵抗記憶（counter-memory）鬥爭下生命政治所銘刻的軌跡？

檔案是記憶的居所，當代藝術對歷史的重新檔案化，意味著現代性在東亞藝術史並非僅只於啟蒙進步式的單一敘事，也可能是在檔案驅力下迴盪於島鏈間的歷史幽靈。在此，檔案不再只是建構線性歷史的實證材料，更是重繪集體記憶的心靈地圖，而檔案的建置與重置，也意味著翻轉東亞藝術系譜的歷史想像與書寫行動，是為檔案轉向（archival turn）的積極意義。

撰文｜蔣伯欣(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助理教授、研討會策劃人)